《BM》七月創刊，第2期比原定時間早了兩個月出版。「個人即使等得及，時代是倉促的，已經在破壞中，還有更大的破壞要來。⋯⋯」
編者的話
《BM》第二期是名家手稿專號。印象中沒有刊物試過用這麼大的篇幅印作者的手稿，讀者會看到，這裏的作者手稿，不再是作為一種插頁、配圖，我們的用意是俾機會讀者直接面對作者的手稿，閱讀作品真身。如BM剛剛翻譯出版的《牛津插圖本書的歷史》說的，關於書，我們是有一個基本的假定的，無論其材質是黏土、獸皮、天然纖維還是紙張，無論其載體是數碼熒幕、中央處理器、USB，還是圖像適配卡，總之能提供一種耐久、可移動、可複製且可供閱讀交流的手段，滿足人們記錄並傳播信息和知識的需求。但是，在仔細推敲書的功用和目的時，我們有沒有弄清什麼是「出版」、什麼又不是「出版」？如今科技發達，印刷的形式五花八門，印刷與手寫手繪相結合的形式同樣如此，我們對「書籍」的定義已擴展到了何等寬泛的地步？在很多同行都奔向數碼電子出版坦途的時候，BM默默的回頭看了一下我們的來時路，似遠還近⋯⋯跟世界上其他地方一樣，我們最古老的文本生產及複製方式，也是製作抄本，或者說手寫、雕刻、複本。即使是在印刷術業已勃興之後，依然珍視手寫的出版傳統。當然作者手稿和謄抄稿，跟手寫雕版，並不完全一樣，但把手稿直接印成書，讀者讀「這一本書」和「那一本書」會有怎麼樣的不同感受呢。這都是這一期《BM》想帶給讀者的體驗。
今期《BM》獻給讀者的十二名家手稿，幾乎都曾經以排版印刷形式面世過，這些手稿則是初次公開印行。在此略作說明如下：
周作人《十山筆談》。手稿全文十一節共四十頁，知堂老人自己說其內容「不一定相連，卻也並不一定不相連」。這篇手稿在作者手裏保存了十餘年，直至其一九六七年去世，未曾發表過。病逝前老人將手稿贈送給曾經關照過他的王益知先生。此「托孤」之舉，令王益知深感到責任重大，一九八○年初王先生通過香港友人把珍藏了十多年依然無處發表的《十山筆談》手稿，轉贈新加坡友人周穎南。這篇周作人晚年談論漢字的《十山筆談》才於八十年代，在新加坡《南洋商報．藝文》副刊發表。手稿封面的書名及作者名「十山筆談 知堂」，則出自知堂弟子俞平伯之手。手稿首次出現於二○二三年香港中國嘉德春季拍賣。
錢鍾書《容安館休沐雜詠》。原為一九八九年錢先生應籌辦中的《文化中國》雜誌董秀玉之邀所寫，原擬作為楊絳《花花兒》一文的附錄發表於創刊號。未料刊物創刊受阻，錢先生這份罕見的硬筆自抄詩稿，也未能跟讀者見面，這樣就過了三十五年。「容安館」，據楊先生說，錢先生為其日札題上各種名稱，如「容安館」「容安室」「容安齋」；署名也多種多樣，如「容安館主」「容安齋居士」「槐聚居士」等；還鄭重其事，蓋上各式圖章。她也是後來才明白，這些「館」「齋」「室」等，只是一九五三年「院系調整」後，她們家居住的中關園小平房，來自於陶淵明《歸去來辭》「審容膝之易安」。
邁克「親愛的黃愛玲」明信片。是一九九○年至二○○○年間，邁克寫給黃愛玲的五十五張明信片。他們倆一度共事於香港市政局屬下香港國際電影節，開始寫信的一九九○年，邁克剛離職，移居巴黎—黃愛玲七八十年代生活了十年的地方。詳見第49頁邁克的引言。
古蒼梧詩文《情人巷》及其他。記得這是小思老師和熊志琴為古蒼梧做完口述歷史訪談要出版《雙程路》，我找來擬用作插圖的手稿。古蒼梧原名古兆申，早年與戴天在香港創建書院主持「詩作坊」，後赴美愛荷華國際寫作計劃，再後去法國索邦大學進修，回港後編過好多本刊物《盤古》《文學與藝術》《文美月刊》《八方》《文化焦點》《漢聲雜誌》《明報月刊》，著有詩集及文集《銅蓮》《一木一石》《備忘錄》《書想戲夢》《今生此時今世此地》《舊箋》等。
北島《回答》《波動》及其他。詩《回答》、小說《波動》都太有名了，用不着在此贅述。讀者也許知道，北島不只一次說過他的處女作詩篇是一首寫於一九七○年的《因為我們還年輕》，「但我沒有保留下詩稿」。後來北島的各種詩集詩選不是從《日子》就是從《你好，百花山》或《太陽城札記》開始。得趙一凡、鄂復明幾十年來難以形容的悉心愛護，今期《BM》不只首次刊發出北島的第一首詩作《因為我們還年輕》，同時還刊出《波動》初稿選章—多年來以為早已遺失的手稿。遺憾的是，篇幅畢竟有限，在此只能刊出《波動》第一、二章初稿。
張棗《詩人與母語》及翻譯策蘭詩稿。張棗不到二十二歲就以《鏡中》聞名大江南北，五十歲不到英年早逝。後來北島回憶八九年夏天專程去特里爾大學，張棗在那兒讀博士，非常孤獨，請他擔任《今天》詩歌編輯，前後編了十幾年。期間張棗還寫了這篇《詩人與母語》，譯介特拉科爾和策蘭的詩，在手稿上可以看到北島校閱張棗譯稿留下的筆跡。
余華《讀西西女士的〈手卷〉》。一九八九年香港《八方》文藝叢刊終刊號策劃西西專輯，邀請已憑《十八歲出門遠行》成名的余華。原文發表於《八方》第十二期。
劉小楓《沉重的肉身》。寫這文時劉小楓人還在巴塞爾唸神學，文章首發於剛復刊的《今天》一九九一年第二期，一九九八年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同名散文集。
鄒讜《北京大學建校百週年祝詞》。國民黨元老鄒魯之子，美籍華裔政治學家，芝加哥大學政治學教授鄒讜先生抄寄這篇他最後的一篇中文文章時，我已為他出版其第一部中文著作《二十世紀中國政治》，而第二本《中國革命再闡釋》則仍在編輯翻譯中。鄒先生早年受學於西南聯大，晚年受聘為北京大學名譽教授，頗受學界敬重。一九九八那年他來信說，北大百週年慶祝邀請他參加大會，因年邁未能躬逢其盛，但趁此機會寫了這六頁長的短文，「申述學術獨立是講政治談政策的首要任務之一」。鄒先生還說，「不知政治系當事人，能敢於登載否。如政治系不敢登載，或可另行設法於五四校慶前發表。最少可以納入論文集第二冊。」此文我後來編入《中國革命再闡釋》一書，只是書出版時鄒先生已作仙鶴遊。鄒讜主要著作有《美國在中國的失敗》《文化大革命與毛後改革》《二十世紀中國政治：從宏觀歷史與微觀行動角度看》《中國革命再闡釋》。
余英時《近世中國儒教倫理與商人精神》。本來想選用余先生另一《論文化超越》長篇，那是一九八八年我第一次收到的余先生手稿。這一篇因文題保留有作者的特別註明「此篇只有原稿，未印過」，彌值得珍惜。另一文《讀陳寅恪先生寒柳堂集感賦二首》，原見我編輯的《余英詩詩存》。
《劉賓雁自傳》選章。一九八七年劉賓雁被開除黨籍、公職後，八八年離開中國。次年曾應邀短暫停留在香港，那時他剛好完成他的自傳，因時局劇變，他在旅途中補寫了一些篇章。《自傳》手稿原來都寫在中國作家協會15×15原稿紙上，紙薄若蟬翼，鋼筆原子筆並用，有各種刪改，甚至有大刀闊斧的刪節劃痕。這裏只選刊五頁是一九八九年五月八日補寫的「胡耀邦和我」，用的是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20×20稿紙，紙厚，便於掃描。
戈揚《這也是歷史》。戈揚原名樹佩華，一九一六年生，二○○九年在美國逝世。這是一九九二年應約稿寫的回憶文章，是年牛津大學出版社用作書名首次發表。戈揚早年記者出身，與楊剛、浦熙修、彭子岡，被稱為「中共新聞界四大花旦」。一九三七年畢業於江蘇鎮江師範學校後開始參加戰地救亡工作，曾參加台兒莊戰役。歷任《貴州日報》記者，新四軍新華支社主任、新華分社社長，新華社華中分社副主任、華東總分社副總編輯，新華社上海分社社長，上海《解放日報》駐北京辦事處主任，《新觀察》主編。本文寫的是她一九五八年被劃為右派的經歷，自此至文化大革命中，前後下放勞動改造二十一年。一九七八年再度主持《新觀察》雜誌，在八十年代開放改革中頗有影響，八九年宣佈退黨。
最後需要說明的是，手稿豎寫、橫寫兼有，豎寫的，《BM》以跨版為單位依豎寫習慣排版。
編者 二○二四年十月